电影版《第一炉香》刚一上映，便引来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场景和摄影等收获好评较多，表演和编剧则成为众矢之的。画皮容易画骨难。从事张爱玲研究的香港学者许子东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人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它具备了拍电影的很多基本条件，有故事，有男女，有深度，又有知名度。”如今电影有了，梁太太的小白楼，衣橱里的各色衣裙，还有葛薇龙和乔琪乔，纷纷有了具体的形象，但那只“霉绿斑斓的铜香炉”里升起的烟依然缭绕，让人难以把捉。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之后的作品从主题、写法到立意，几乎都能从这个故事里找到源头。女性与她们的婚恋是张爱玲小说最重要的主题。表面上，这些小说描绘的是女性在半旧不新的时代中如何像样地活着；故事之下暗涌的，则是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博弈。这种博弈本质上就是人的斗争，只不过戴着爱情的面纱。
比如，葛薇龙固执且卑微地爱恋乔琪乔，这表面上是年轻女孩揣测恋人心思，其实她比谁都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段感情。只是她不够强大，对于各色人物只能见招拆招。所以，她不怕成为梁太太敛财的工具，而是靠自己找到生存法门；她也不怕浪子乔琪乔的辜负，只担忧“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也因此一度“深幸乔琪乔没跟她结婚”。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还活在旧时代的阴影里，却已对自身的处境和欲求有了超越传统的认识。她们并不是等待着被解放或启迪的女性，而是作为一个人，与时代一起寻找生存的可能。正如许子东所言，“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
张爱玲与写了《面纱》的威廉·毛姆不同，后者的“面纱”遮住的是处于阶级和人性撕扯中的爱情，本质上是在思考情感与道德。而张爱玲的“面纱”则是以爱之名，无论在《第一炉香》，还是后来的《倾城之恋》《半生缘》里，她笔下的女人们，都在男性的审视和自我的找寻中，努力在乱世里给自己争取一份安稳。这份安稳因为直接关乎生存，所以内含着女人与男人之间，人与人之间，最天然的权力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两位女作家的文字风格与主题选择虽不尽相同，内里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着如出一辙的心灵诉求。
葛薇龙的爱情，卑微只在表面，甚至那些不得已，也在她的意料之中。面对华丽却龌龊的婚姻现实，她直言“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于是乔琪乔和梁太太等人，他们看似主宰一切的位置，微妙地发生了转换。这不过是在真实人生里，各人有各人的位置罢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不是因循守旧的传统女子，但也没有致力于反抗传统，更多是冷眼旁观。这样的态度，有点儿消极，但消极中又有聪慧，毕竟她笔下的女性，总是在为自己筹谋着。
年纪轻轻的葛薇龙，没多久就看透了“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这一层现实，是她第一天住进“白楼”，衣橱里的一件件衣裙告诉她的。“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说没有分别，倒也不是丝毫没有，毕竟梁太太是亲姑母，而她也是自愿的。葛薇龙其实还是有选择余地的，比如可以回上海，或放弃梁太太的各种安排。但权衡再三，她既不想过得不舒服，也无意与时代抗衡。她什么都想到了，接下去就是“活到哪里，算到哪里”。
不过，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种消极，底色不是灰的，仿佛是一种深沉的紫，蕴含着顽固的自我与永远在线的人间清醒。如果没有这层执着与清醒，这些小说就只是痴男怨女剧情或婚恋排雷指南。张爱玲的内心，或许也有类似杜拉斯的那道永恒在场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她们笔下的爱情，既与道德、传统纠缠，又凝练了一个时代女性的生命历程。
旧时代新女性的个人意志，与更普遍意义上人的生存斗争交织，这是张爱玲几乎所有小说的思考基础。那些女性不是深深宅院里的弱女子，也不存在被动和堕落的个人，这些都是表象。表象背后，是由怀念与执着构成的个人意志。在片长有限的电影里，既要理解和展现张爱玲小说里的这种意志，又要照顾镜头和观众的需要，难度自然很高。好在张爱玲在开篇就说过，“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所以，不妨顺着小说家的心意，让读过的、看过的烟雾般的剧情升起又散去，香灰冷却之后，我们起身回到自己的人生。毕竟和全部人生相比，爱情是件小事。（作者：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