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与太阳》是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包括中文版在内，《克拉拉与太阳》将于3月全球同步发行。简体中文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对石黑一雄来说，2017年的10月5日是个大日子。经过几个礼拜的讨论，他妻子洛娜打算出门换个新造型。她和石黑一雄在伦敦的戈德斯格林住了许多年，这天，她正坐在附近一家名叫汉普斯特德的沙龙里，一条新的讯息突然在手机屏幕上一闪而过。
“不好意思，我必须得暂停一下。”她对理发师说，“我丈夫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得过去帮帮他。”
回到家中，石黑一雄还在吃早餐，他的经纪人打来电话向他通知了消息：“这与布克奖相反，先是有一个入围名单，然后是一个入围名单，就像一阵接一阵的雷声响个不停，但并不让人激动，直到诺贝尔的获奖名单正式公布，那时，就像蓝天中霹雳划过一道闪电——哇！”
名单公布不到半小时，他的家门外就挤满记者。他给母亲静子打电话。 “我告诉她，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奇怪的是，她似乎并不感到惊讶。”他回忆道。“她说：我觉得你早晚会得的。”石黑一雄的母亲在两年前去世，享年92岁。在他的最新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部分内容与母亲有关，这本新书也是献给她的。在他看来，“我的母亲与我成为作家有很大关系。”
石黑一雄 人民视觉资料图
最近，他和《卫报》记者在zoom上展开了对话，他呆在备用卧室里，女儿内奥米的大学本科书籍散落在书架上。他介绍说，他的房间很小，只能放两张桌子，一张用来放电脑，另一张是写字台。对于采访，他幽默地提到约翰·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将采访过程与审讯相提并论。面对质疑，他怀着轻松的态度，也非常细致地用几个小时来谈论他的小说。
小说要探讨的是，技术的革新意味着什么
在文学界的定义里，石黑一雄算得上是年少成名。1983年，在他27岁时，他就登上格兰塔首届英国最佳小说家名单，还是最年轻的一位（与马丁·阿米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一起出现），后来他又获得了布克奖。在他看来，作家的年龄很重要，许多伟大的小说都是由20多岁和30多岁的作家创作的。他的女儿内奥米在28岁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共同地面》，这令石黑一雄大为高兴。每当人们问他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时，他总是回答：“作家们在60多岁的时候得奖，靠的却是30多岁写出的作品。”
在他的小说中，偏爱封闭的环境，比如村庄、寄宿学校等，他笔下的人物角色常常处于某种形式的自我封锁，他对日常细节的关注和几乎夸张的扁平风格，抵消了梦幻般的情节和被压抑的情绪强度。
小说《克拉拉与太阳》
《克拉拉与太阳》发生在未来的美国，主角是人工智能克拉拉和她的拥有者乔西。在石黑一雄的设想中，到那个时候，机器人已经和吸尘器一样普遍，基因编辑成为常态，而生物技术的进步已接近重塑独特的人类。在他眼中，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幻想，人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今天已经存在的可能性，“亚马逊推荐”仅仅是个开始。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也许可以开始重建某人的性格，以便让他们死后继续工作，弄清楚他们下一步要在网上订购什么，早饭会吃什么，或是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为了写这本书，他刻意没有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或珍妮特·温特森的《弗兰西斯斯坦》，这些书也提到人工智能，但是角度却截然不同。在石黑一雄眼中，克拉拉就像一个机器人看护，但她也是一个潜在真实存在，当乔西生病时，克拉拉会被安排取代她。在新书中，石黑一雄试图发问：在一个人类不再独特的时代，那些独属于人类的情感会发生什么变化？人类的灵魂又是否真实存在？
这本书重新审视了他在2005年出版的小说《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背后的想法，《莫失莫忘》讲述了三个克隆人少年的友谊，他们只能活到30岁，到那时候身上所有的器官都会被摘除，用于手术移植。这两本小说都提出了用真爱推迟或击败死亡的可能性，他的另一本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也明确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即便人们不相信来世，不相信灵魂，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应该明白，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体现，这些幻想或许会让我们不那么精明，但是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力量。
对于内容的雷同性，他丝毫不感到抱歉，他甚至引用电影导演对“连续性”的观点（他是一个忠实电影粉丝），并且表示他的前三本书本质都是对之前的重合与复述。他说：“小说家们总是不太喜欢重复自己，但我认为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可以不断地尝试，直到距离自己想说的越来越近为止。”他喜欢通过改变地理位置和体裁来展现出新意，他喜欢在不同体裁中跳跃：比如《我辈孤雏》是一本侦探小说，《莫失莫忘》是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而《被掩埋的巨人》是幻想小说。《克拉拉和太阳》则是一种全新的“童话故事”，但依旧是石黑一雄的固有风格。
女儿说：给孩子们讲这些故事会让他们受伤
《克拉拉和太阳》的原型取自他在女儿小时候为她编造的一个故事，他本来打算依靠这本书打进儿童图书市场。“我有一个很棒的灵感，很适合改编成插画故事，所以我就去问内奥米她的想法，而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你不可能给孩子们讲这样的故事，他们会受伤的。最后，他还是决定为成年人写这本书。
他的妻子一直是他的第一读者，如今，女儿内奥米成了他的编辑。“当一个作家成名后，往往编辑就不想碰他的书了，因为他们会担心他可能随时会投奔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我现在非常感谢家人为我所做的一切。”对他而言，与诺奖有关的一切，宛如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当我坐在书房里，绞尽脑汁地思考将来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诺奖给不了我任何帮助，我需要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每本书的写作他大概都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先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思考，然后再是快速地写出初稿，石黑一雄经常把这一过程比作剑术：“你们静默地看着彼此，草叶在身下浮动，天空中酝酿着紧张的气息，你的大脑飞速运转，之后，就在刹那间它发生了，刀剑在空气中划出呼呼的响声，你们中的一个被击中，怦然落地。”他解释道，在屏幕上挥舞着一把假想的剑。 “你必须完全正确地思考，然后当你拔出那把剑时，你就做到了。”
石黑一雄的母亲在讲故事上很有天赋，她经常在饭桌边讲些战争故事，也会表演莎士比亚的剧中段落。在石黑一雄16岁时，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尽管有些破破烂烂的，但母亲告诉石黑要好好读这本书，于是他从一开始就被深深吸引，直到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母亲向他介绍了许多经典著作：“她成功说服了一个对读书不感兴趣，只想听音乐专辑的男孩，他找到了这些书中重要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了人生的启迪。”
1959年，石黑一雄五岁时，一家人从日本搬到吉尔福德。他的父亲是一名海洋学家，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研究合同。在石黑一雄心中，父亲的性格中既有科学家的天才，也有孩童般的幼稚和无知，这也成为克拉拉的原型。父亲退休后，他所发明的预测海浪波动的机器在花园底部的棚子里呆了很多年，直到2016年，伦敦科学博物馆提出，要把它收藏到新建成的数学画廊中，向大众展示。后来，女儿内奥米也成为了作家，这对石黑一雄来说是一个光荣的时刻。
他的父母在他16岁时为他买了第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但他却一直想在20岁时成为摇滚明星。他特别想成为歌手，像他的偶像鲍勃·迪伦一样，在卧室里写100多首歌曲。如今，他仍然与美国爵士歌手史黛西·肯特合作创作歌词，还拥有至少九把吉他。迪伦在前一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石黑很高兴。他说：“迪伦得奖是当之无愧的” “我认为像迪伦和伦纳德·科恩和琼尼·米切尔这样的人，既是文学艺术家又是表演艺术家，而且我很高兴诺贝尔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我的20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结尾中，呼吁要加强文学的多元性，不要把不同的艺术形式完全分裂。”他希望文学不要固守在原有的圈层内部，而是要接纳和包容来自不同领域、民族、环境的作者。“我们必须拓展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界，囊括更多的声音，第一世界文化精英的舒适区以外的声音。我们必须更加勉力地搜寻，从迄今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文学文化中发现宝石，不论那些作家是生活在遥远的国度还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社群中。其次：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要将‘何谓优秀文学’定义得过于狭隘或保守。下一代人定会用各式各样崭新的，有时甚至令人晕头转向的方法来讲述重大的、绝妙的故事。”他提到。
对于接踵而来的采访要求，石黑一雄经常表示礼貌地拒绝，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精疲力尽的作家”。他女儿曾经就他在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表示不满，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总是对她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能源问题，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花了很多时间来担心战后局势，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太累了，无法承担这么多责任。”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他开始担心未来，不仅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后果，更多的是有关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大数据，以及这些新科技对公平和民主产生的影响。“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正在改变它们的模式。”他说，“我对未来我们是否能控制这些技术感到担忧。”
但他希望读者会觉得这本书“让人感到既乐观，又开朗”。就像莱昂纳德·科恩所说的那样：“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即便身处艰难的世界，你依然能寻找到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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