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觉醒年代》成功出圈，一举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电视剧。
陈独秀、李大钊等许多革命先烈的形象在这部剧中得到了更生动的诠释，同时也让新时代的青年们明白了五四青年节所承载着的使命和担当。
剧中，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故事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从留学法国时的意气风发到踏上刑场时的淡定从容，牺牲时还不到三十岁的陈氏兄弟用流血牺牲践行了自己的信仰，也实现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的誓言。
可鲜为人知的是，虽然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但陈独秀与两个儿子的关系却十分冷淡，而长子陈延年尤胜。
破裂的家庭关系加上不同的信仰使得这对父子一直未能和解，而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遇害也令陈独秀痛苦万分。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论有多少矛盾，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内心深处还是关心爱护着两个儿子的。但父爱如山高、似海深，却敌不过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匆匆流逝的岁月。
复杂的家庭关系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世代耕读的家庭。父亲早逝，祖父亲自教养使得陈独秀自小就养成了执拗冷傲的脾气性格。
在成为少年秀才后，陈独秀的母亲为其迎娶了年长其三岁的武将之女高晓岚为妻，殊不知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背后却潜藏着诸多危机。
当时的陈独秀深受西方思想熏陶，志向远大。因此，作为新青年的陈独秀对妻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他的妻子能与他一起品评时文，针砭时弊，但传统朴实的高晓岚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两人的矛盾也由此越来越大。
陈延年就是在父母的冷战与争吵中出生，可悲哀的是，即便是争吵也非常短暂。
陈延年两岁时，父亲陈独秀前往日本留学，自此之后陈延年只能在母亲的抱怨和旁人的描述中了解父亲，而这也导致了陈延年对父亲印象不佳。
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陈延年也养成了固执秉正的性格，而长兄如父的责任又令陈延年背负上了沉重的担子。
陈独秀在留学日本后就辗转各地、久不回家，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他是在寻找救世的良方，但从家庭的层面来说，他却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颠沛流离的陈独秀后来甚至不给高晓岚母子五人邮寄生活费，而原本因长于富庶之家的陈延年兄弟不得不从小就过起了节衣缩食的生活。
父子间冷淡的关系从陈延年孩童时代就出现端倪，一直到1910年，陈延年对父亲的态度由埋怨变成了怨恨。
抛妻弃子的陈独秀
1909年底，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了安庆姐姐家中，并认识了姐夫陈独秀。
当时的高君曼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
新潮的高君曼和贤妻良母式的姐姐高晓岚截然不同，但却是姐夫陈独秀一心想要寻找的灵魂伴侣。陈独秀喜欢高君曼的时髦聪慧，而高君曼也同样迷恋着才华横溢的陈独秀。就这样，两个本不应该在一起的人打着自由恋爱的旗号结婚了。
两人的结合遭到了陈、高两家的强烈反对，但深陷其中的陈独秀和高君曼却义无反顾。
当时的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于是两人索性搬到了杭州，过上了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生活。而与此同时，经历了双重背叛的高晓岚却不得不在乡下奉养老人、照顾孩子。
姨母变继母也让当时才十多岁的陈延年非常痛苦，原本不甚清晰的父亲形象逐渐明了，然而这不是想象中的高大伟岸，而是“不仁不义的伪君子”。
陈延年发誓要和背叛他们的父亲彻底决裂，在这之后，他再不称陈独秀父亲，而是直接称其为陈独秀。
1915年，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离开家乡安庆来到上海求学。当时的陈独秀仍然流亡日本，于是兄弟两人就寄宿在亚东图书馆负责人汪孟邹的家中。
拮据的陈独秀无力支付兄弟二人的生活费，倔强的陈延年也拒绝依靠父亲，而是带着弟弟乔年在码头打工，一边维持日常开销，一边勤工俭学准备远赴法国。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延年真正接触到了底层劳动者，他的思想由此得到了进化，这也为其之后领导革命奠定了基础。
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选择
远赴法国后，陈延年逐渐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战士。他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备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从法国转道莫斯科，更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成归国后，陈延年被团中央委派到广州，负责广州方面的革命活动。当时恰逢国共合作之年，身为党的领导者的陈独秀寄希望于国共合作，面对国民党一味地妥协退让。但身在一线组织活动的陈延年却极其反对蒋介石，提出“要乘蒋势力未稳固前打倒他”。
父子两人的政治主张出现了根本性分歧，这使得本就冷淡的关系越发的不和。
1925年，陈延年和邓中夏、周恩来同志等来共同领导了省港工人大罢工。这场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香港的经济统治，保障了广州的金融安全。但陈独秀却认为这场运动是“轻举妄动”，太过“胡闹”。
此时，父亲的不认可已经不会对陈延年产生什么影响，这反而会激起陈延年的斗争心，使其对父亲陈独秀的主张予以更坚决的驳斥。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蒋介石叛变革命证实了陈独秀右倾思想的错误性，而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大屠杀将使其抱憾余生。
同年6月，陈延年被捕，陈独秀挚友汪孟邹多方奔走想要救出陈延年。他找到了胡适，希望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胡适能助其一臂之力，可手中无权的胡适只能向老乡吴稚晖寻求帮助。
吴稚晖早年与陈延年亦师亦友，但当陈延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两人关系急剧恶化。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来，吴稚晖非但没有帮忙，相反还落井下石，命令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立即将其处死。
就这样，陈延年于7月4日慷慨就义，时年29岁。陈延年临死前高呼：“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他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的执着与坚守，堪称时代的灵魂、民族的脊梁。
陈延年死后，陈独秀大受打击，因为就在儿子牺牲的最后一刻，这对相爱相杀的父子也没有达成和解。次年，次子陈乔年就义，而此时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一降再降。痛失爱子的陈独秀终于明白自己是错的，但想回头和儿子谈谈心，却再也没这个机会了。
陈延年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如烟花般绚烂却又转瞬即逝。童年的不幸、少年的苦读、青年的坚定造就了这个铮铮铁骨的革命斗士。他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没有父亲陈独秀的帮扶，他仍然以陈延年的名字流芳百世。
而对于陈独秀来说，却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虽然他从来不是个合格的父亲，但同样没有享受过父爱的陈独秀或许并不知道如何当一个好父亲，他只能把自己经历过的不幸再施加到陈延年身上，使得父子两人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越走越远。
合肥有一条路名为延乔路，路的右侧还有一条路名为集贤路，在两条路的尽头则是繁华大道。前人的披荆斩棘换来了如今的盛世繁华，可陈氏父子却只能以这种方式相互陪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