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13天，累计票房123万，首日票房11.3万。
处女作，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最佳导演。
似乎高口碑与低热度的撕裂已经成为了独立电影的常态，但对于《小伟》的导演黄梓，他希望这个故事能够讲给更多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是一个在流行戏剧化离去的时代，讲述如何告别的故事。
电影《小伟》 （原名《慕伶、一鸣、伟明》）讲述了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在父亲查出了肝癌晚期后，母亲慕伶 （彭杏英饰）、儿子一鸣（薛立贤饰）、父亲伟明 （高翰文饰）在最后的这段时光里，各自面临的困境以及做出的选择。
从题材来看，《小伟》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癌症。从《我不是药神》到《送你一朵小红花》，在商业电影里，癌症同样是关注的焦点。
癌症，作为一个直接挂钩死亡的话题，天然存在戏剧性和矛盾性。但是在《小伟》中，电影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事——消解“癌症”带来的冲突和中心地位。
换句话说，虽然创作中有大量的自我投射杂糅，但实质上，《小伟》是导演黄梓送给所有观众的“死亡教育”探讨。
1
癌症，与必须继续的生活
电影的原名《慕伶、一鸣、伟明》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整个片子的叙事结构——从母亲、儿子、父亲三段式的视角去解读癌症降临后的生活。
到这一步的创作上，整部电影的构造是“主流”的，以血缘关系构建起稳定的大环境背景，通过不同人物视角下的场景集中体现，去补全这个家庭在面对病痛前的种种反应。
但黄梓私人化的解读，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抽离“现实”的因素。
“慕伶”部分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
在整个篇章中，从画面到剧情都是典型的“粤式”生活。跟随她的脚步，从老式民居到茶餐厅再到晚高峰的地铁，几乎可以走遍广州最有代表性的地点。
同时，慕伶的生活是充满“粘性”的，一方面她在和自己迷茫而叛逆的儿子进行拉锯战，一方面又要面对“后癌症时期”自己丈夫的渐行渐远。
从接儿子放学到去医院照顾丈夫，两个场景就完整交代了她肩上所有的重担。
“慕伶”因此成为全片最戏剧化的部分，整个发病——隐瞒——坦白因为她的动线得以完成。相比较儿子对死亡的懵懂，丈夫的释然，她是整个素雅的画面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小伟》的基调是孤寂安静的，但是在慕伶的视角里永远是人潮涌动。开篇如“幽灵”般的手持镜头跟随着慕伶在学校、医院、家中游走。连进病房前的悲伤和眼泪都只能挤在角落里。
这也正是大多数成年人，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时真实的写照，他们不会情绪崩溃，连悲伤和茫然都是在拥挤的人群里匆匆完成。可这种伤痛却是如影随形，在很多不经意的瞬间刺痛神经。
于是，在面对无法回避的死亡时，“一鸣”和“伟明”部分回答了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相比较超现实的，充满导演主观色彩的“伟明”片段，对儿子一鸣生活的记录更像是普通人摸索着学习告别的过程。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伟明逐渐将一切都看开了，而还困顿在生活里的妻子慕伶心里压着石头。只有站在人生分岔口的儿子一鸣，不受柴米油盐的约束，未来依旧充满可能——只有他还有逃离的可能。
片中反复提到阿基米德和乌龟的故事，关于这个永远也追不上的悖论有很多种解释。但对于一鸣来讲，或许这就是他与父亲的距离。
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子女与父亲的距离，不像母亲这样事事操劳，无孔不入的陪伴，但站在一起时却永远隔着追不上的一段路。
连告别，也是一步之遥。
但也正是这种距离感，让一鸣成为全片唯一一个可以安静地思考这个话题的人。
逃课，在学校无所事事，正是这种叛逆期少年最常有最无趣的画面，给了他在厕所，在山林里思考的机会：癌症对于这个家庭，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这，恰恰是大量家庭所忽略的。
《小伟》是导演黄梓献给自己父亲的一部作品，于是他将所有主观的，私人化的想象都留在父亲伟明坚持要回去的那座海岛上，将打开绷带和伤口愈合留给了妻子和儿子。
在慕伶的视角里，有转院治疗、隐瞒病情、和儿子的拉锯战……零零碎碎无数的生活琐事下埋藏着告别的悲伤；在一鸣的视角里，他只是纠结于父亲生病与自己能否出国读书这件事；而到了要告别所有人的伟明身上，只剩下那座必须回去的海岛。
这其实就是死亡的过程，随着故事推进一点一点从现实中抽离，只剩下最纯粹的遗憾。
《小伟》以非常细腻而平缓的语调，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记录了一个“没有解决任何遗憾”的家庭的抗癌故事。
连最后类似父亲伟明去世后灵魂告别的视角，都平凡得如同普通上班一样。但这就是普通人的告别，不是学会哭，学会挽留，而是学会在有太阳的日子里把东西都翻出来整理一下。
2
死亡，与难以面对的沉默
《小伟》虽然以克制的笔触消解了癌症带来的情绪崩塌，但对于死亡教育的探讨却贯穿了全片。
学会告别是死亡教育的第一步，但绝不是最后一步。与自己和解之后，更难的是与告别的对象，以及与世界的沟通。在电影上映前，导演黄梓曾拍摄了一个类访谈片的10分钟预告。
短片里所有的采访对象，包括导演自己都因为癌症与亲人分离，但同样，他们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隐瞒。
但关于最后的告别，还有很多未完的遗憾，黄梓可以用海岛，用一场电影里的旅行聊以自慰。但对于更多人来说，这种错过无可挽回。
在隐忍和悲伤里逃避，是当下大多数中国家庭面对癌症降临的第一反应。
相比较短片中充满遗憾，甚至事后多年才知道与亲人疏离的采访对象相比，《小伟》里的人物，以及导演黄梓都是幸运的。
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和慕伶一样，背着患者，把悲伤转嫁给别人。而当一鸣问出“为什么要告诉姑姑时”却变得哑口无言。
死亡教育里，缺场的永远是还要继续生活的人。
新年的第一天，#该不该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这一话题又获得了2.8亿的微博阅读量，而很多讨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如同《小伟》一般的家庭。
再克制的电影都有温柔的角落，而再美好的现实都有自己的残忍。
在十字路口的一鸣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最后的日子里慕伶也有了些许笑意，一家三口在告别前也有了一场温馨的旅行——但这只是电影。
而真正的生活，就是10分钟短片里，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的无尽遗憾。
导演黄梓，就是想用《小伟》告诉观众，当你不再回避死亡时，告别也可以优雅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