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在那个低温破掉纪录的北京冬夜，凛冽的朔风不由分说地包紧了城市中的每栋楼宇，每个人都尽量避免着出门的可能。
那一天，恰好是《一秒钟》的最终放映日。不愿错过它的我，还是在家旁的影院中看了当日的最后场次。偌大影厅中，除了我只三人，我们共同见证了这部影片放映使命的完成。
对于《一秒钟》，该有一次迟来的赞叹。庖丁解牛般手熟的运镜手法和朴素成熟的布景外，影片的叙事水准更值得称道——用一篇已布尘埃的昔日往事，为超脱于“群体情感”的“个人情感”做了精妙的勾勒。讲述了一名“清醒”的人，在“沉睡”的群体中，如何谨小慎微，如何百转千回，如何衣不蔽体，如何两难进退。
几周后，严寒终于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宣告了它的鸣金收兵。一个阳光曼妙的午后，我重温了另一部极具“旧日风情”的电影——来自张杨的《昨天》。
《昨天》导演张杨和主演贾宏声
同《一秒钟》相仿，《昨天》所描述的故事，亦有关于个人与群体的隔岸相对。只比起直白的《一秒钟》，《昨天》中的个人更斑驳，群体却更为广袤，让这份“相对”，显得太过无力与无声。
影片回顾了当年的知名电影演员贾宏声离开戒毒所后的一段挣扎纠葛的生活经历。沉迷于毒品和酗酒的贾宏声，亲手冷却了自己在电影界炙手可热，自暴自弃的他拒绝掉所有的工作，用偏执和极端对垒着身边的每个人。
老家的父母和妹妹不忍他步向毁灭，来北京照顾他，却仿佛朝易燃物点了火。他们消耗了很大的力气与很久的时间，才得以熄灭这场“大火”。
影片最后，经历过精神病院洗礼的贾宏声，总算与父母达成了暂时的情感和解。这该是一个不错的电影结局，可贾宏声对这个世界，显然仍抱有太多疑问。导演的镜头无法对准现实的未来，只得让一切戛然而止。
从今天的视角回看，这其实是一部颇具创新精神的电影，比起艺术的创作，更似临摹了生活，琐碎、细致、毫无做作的生活。片中的大多角色也由真实生活中对应的人物亲自扮演。整部影片宛如一部真实到喘息的生活纪录片。
这里的“真实”，完全属于极度出世的贾宏声。他曾经过着得人瞩目的名人生活，又如定义反例般一股脑地犯了一堆过错。他好像蜷着身子躺在了主流和非主流的中间地带，站起身后，也未选择向前走，而用双手刨开了一个足以埋葬自己的穴坑。
在《昨天》于2001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九年后，是记忆还没生锈的2010年。
那一年，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温哥华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市场上九成蘑菇曾被漂白的调查结果引起讨论；一场令人流泪的地震突然袭击了青海玉树地区；江南多城市也下起了几十年未见的暴雨，交通瘫痪，水漫街区；还有，苹果用iphone4的发布变相宣布了江山的易主；郎朗成为了首个获得门德尔松奖的中国人；蔡国强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办了展览《农民达芬奇》，美术馆的墙上印出“不知如何降下”.....太阳月亮换位，世事日日更新。无论怎样，大家都不会再记得渺无音讯的贾宏声，更不会想起连片源都难找的《昨天》。
只是，就在那一年的某个傍晚，我在新闻中得知了他的离开。和外滩美术馆墙上的标语不同，他竟知道了“如何降下”。好意外，又好不意外。毕竟，看《昨天》中的他，是灰色、阴沉的，实不像能够“正常”活在世间的人——这种说法，我承认有些残酷。
昔日名人故去的消息，毫无悬念地占据了娱乐圈的几日头条。记者的长枪短炮对准了他的家——那个位于北京北四环的老破小区。几名邻居也配合了采访，说起了他们眼中的他：
“他从来不爱说话，也不和人打招呼，老是冷冰冰的样子。”——我明白，是与影片中的他如出一辙的冷冰冰。
“基本都是他爸陪着他，即使去楼下买包烟，他爸也跟着。”——一如影片中的场景。在贾宏声的世界里，时间仿佛从未向前迈进过。
《昨天》里，贾宏声的父亲担心从戒毒所出来的他再去碰“那玩意儿”，无论他去哪里，都骑着车远远地跟着他。贾宏声对父亲的担忧了然于心，却不愿对父亲有一句解释。面对世界，他总是很沉默。
面对天坛的回音壁时，贾宏声大喊，“贾宏声，坚持住！”
他要“坚持”的是什么？
知晓他的离开后，我们更能想到：那时的他，只是在坚持“继续活着”而已。不愿被世事裹挟的人，貌似笔挺地站在那里，却早已疲惫得想要坠下去。他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自灭者”，在无法规避的生活中消磨着千疮百孔的自我，并向这世界竖起了中指——在影片里，在大桥下，对着路人骂着“傻波依”的他，就是这么做的。
很多人都“愿意”觉得，贾宏声是难以理喻的。可我们真的与贾宏声无关吗？也许，不少人的身体里都长着一个“贾宏声”——比例或低或高，或乖张得呼之欲出，或长久埋藏于心底，或暴戾得难以压抑，或已然与其他部分和解，共度日夜。我想到太宰治，记得他写了“ 从小人们就常说我幸福，但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地狱，反倒是那些说我幸福的人所过的安乐生活远非我所能企及 ”；还有尼采——很巧，这位哲学家的生活同样需要父母和妹妹的照顾，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尼采曾在痛苦中留下过一句“在需要被改变的世界中，超人是必须的”。可超人又在哪里？或许就是有些完全不似贾宏声、尼采的人，精通“姑且”的人，亲手撕毁了送给超人的邀请函。
不同于尼采，贾宏声从未向往过超人的拯救，面对生活，他只能一次次地说出“顺其自然”。而尼采呢，思考力足够精湛，却同样徒劳而返。比起思考，天性，才是决定命运走向的道岔。
贾宏声从高空一跃而下，那是发生在十一年前的一次足够深思熟虑的离开。显而易见，从《昨天》开始，他已在准备了。
令人唏嘘的是，在那之前一个月（2010年6月），朋友们一度以为他“状态好了很多”。那时，他一改常态地组织了聚会，饭桌上与多年未见的老友推杯换盏、谈笑晏晏，结账时还史无前例地给剩菜打了包，一切都正常得像名普通人。在靠谱、权衡的道路上走得愈加步履轻快的普通人。
然这一切皆是误会。如三十四岁的莫扎特在去世前一个月对妻子说了那句“我的身体好多了”，向“好”的端倪，却成了离开的序曲。
莫扎特带着卓越的才华闭上了双眼，去世前半小时，他还很清醒，和妻子冷静地告了别，还为自己的遗作《安魂曲》做过最后的修改，在巨大的遗憾中告别了世界。而对于贾宏声而言，离开是他的仪式，活着才是遗憾。
为什么要离开，这世界真的那么不值得留恋了吗？
这对于仍被奶油与松露吸引的人们而言，是多么的难以理解。贾宏声的苦楚，也与大多人的苦楚无关。只要他想，就可以继续出演娄烨的新电影，在粉丝的热泪中漂浮，参加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停留威尼斯时，不妨下榻于安缦酒店，到一楼的开放酒吧中通宵达旦，无论痛饮之名，是庆功还是纯粹的开怀。
当然，这听上去有点不像贾宏声了。他当然更可能对娄烨和王小帅的邀约不加理睬，继续住在北四环的老房子里，演话剧挣不愁日常开销的零用钱。在京城初雪之夜，与好友们坐在鼓楼某家涮羊肉馆子的临街座位上，用白酒速破微醺，尽兴后再被朋友送回家。翌日自然醒后，等待下一场尽欢。
可是，这些看似抚慰身心、为太多人提供了活着意义的“好事”，终而无法进驻到它的脑海里。每一件被世人冠以“美好”的事情，却在他的眼中如若无物。它们化为一颗颗小小的粒子，漂浮至上空，其饱含的意义也随着不见于视线而消然散去。
《昨天》的故事，表现了在这个“群体时代”中，一份绝对“自我”的真实存活状态。贾樟柯的顽固与执拗中，好像也映射了镜子对面几十亿不再执拗之人的影子。顽固和执拗，本来是我们面对世界伊始时的默认行为。只是，当世界要我们踯躅而行时，我们也只得追随它的脚步。
回头看看，贾宏声却从未跟过来，他在我们告别了的地方，仰望着蓝天——影片里，他看到过世界上最蓝的一片天，这样的蓝天“很纯洁、很残忍”（因为纯洁，所以残忍）。
他的离开，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意义，可我们最好“知道”——知道他身在“靠拢着‘原本’的另一侧”这个事实，知道那一侧有一片最完美的蓝天，就够了。一群人共同定义的“理所应当”，并非真的理所应当。当敬畏规则可以通向“理所应当”之路，却以将部分本性的偃旗息鼓做为代价，这真的能够通向比“落下”更好的终点吗。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关离开之人的一切，都会渐而迷朦难辨。如在静谧之夜，乘邮轮出海后，从甲板回望到光亮渐渐微茫的灯塔。
我们断然不该愤世嫉俗，只是，在宾主尽欢的派对上用香槟刀切开一瓶Salon的时候；在柔软若沙的草坪上仰望天际时；在长野山中一间幽静小店里，一边品尝本地松茸一边聊起克尔凯郭尔时.....有时还是会想起贾宏声。橡胶制成的陀螺和芭蕾舞演员一般，在轻柔的波斯地毯上优雅地旋转，快到令人惊叹，快到让我们恍如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有时候，有副画面会出现在我的幻想中：不再有那个愤怒的电影演员，影片里桥下的芸芸众生都消失了，留下了穿着磨损皮衣的贾宏声。他站在街上，继续仰望天空，然后，微笑。旁边是他的父亲，父亲也在微笑。
我想，贾宏声并非在苦心酝酿一场悲剧，更似站在了痛苦的上帝视角，过早地完成了对生命始末的打磨与雕琢。
对于他的离开，自然可以理性地剖析其心理路径，却难以解释，他为何坚持走在那条路径上。我们多多少少都踏上过相同的路，走了一点艰辛的路途，最后，还是默默转移到了不远处那条有些狭窄、却十分平坦的路上去了。
平坦之路上人群稠密，摩肩擦踵，每个人都为占据更好的位置，寻觅着休戚与共的同类。而我们离开的那条路，却变得人迹罕至，以至枝蔓萧萧，败草葳蕤。我看到，不少人离开时，还把那条路的花草连根拔起，移植到了新的路上，此前通向那里的路标，也被注明了“禁止进入”。
久而久之，我们已忘了那是怎样的一条路了。有人偶尔提起，说从那里可以望见一片完美的蓝天。
我们更忘了那条路上的人，而他们，又会迎来怎样的过往与结局？
*撰文KaKa
配图来自电影《一秒钟》和《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