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或许是今年院线片中最为优秀的一部了。
无论从完成度还是电影层次感,《悬崖之上》都保证了其应有的深度,而张艺谋导演在70岁高龄依然展现出旺盛的创作精力,不得不让人敬佩。
如果说《影》是张艺谋象征主义运用的极致,那么《悬崖之上》便是他影像表达运用的极致。就点映的口碑来看,《悬崖之上》已然远超出许多影迷的预期。
而这部电影究竟好在哪里,观众们更是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回到电影的文化本体,来探讨《悬崖之上》的背后价值。
民国性和现代性
大量的文化符号充斥着《悬崖之上》的外部展现,浓郁的民国特质为电影笼罩了几分浪漫的气质。在传统文化已经崩解的大背景下,民国性的凸显赋予了人物大量现代性的特质。
就着装来看,青靛布长衫被西装革履所替代。无论是角色礼帽长呢大衣、圆框眼镜还是男性标志性的中分发型,从某种层面已然暗示与封建文化和原始信念的彻底断绝。
从器物来看,现代性交通工具(汽车和火车)的大量出现,更赋予了他们之余都市感知的完成度。结尾处,一众正反角色之于舞会的热衷可理解为隐藏身份的需要,背后则是人物之于城市文明的深度浸入感。
服化道的个性化喻示着外部特征之于观众视觉的直观冲撞,甚至我们能感受到演员服饰加持下的体温。视听效果是全面给予观众的,而角色背后浓郁的时代感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还原。
熟络城市生活,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角色在信念和价值上于城市的契合,当然这也解释了先进文明对于周乙和张宪臣现代信仰的催化作用。城市养成了他们的观念,也构成了他们的现代立场和价值。
城市的现代性也生发了利己主义的蔓延,高彬和金志德成为了周乙和张宪臣信仰的对立面。但周乙的无产阶级信仰还是高彬利益至上生存哲学,背后是现代性文化与个体上的延伸。
最终,周乙通过他人的牺牲完成了共同信念的坚守。利他信念的胜利更让其超越了原有现代性的概念,上升为引起观众内心共振的崇高精神感知。
这除了电影的烘托手法之外,人物信念的自然升华,最终让其摆脱现代性的束缚,成为了一种超越地域的共同信仰。
远东的国族现象
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解释《悬崖之上》,或许显得更为贴切和明确。包括意向、坐标系以及俄罗斯文化的充分显现,也预示着情节背后戏剧冲突矛盾体的特质。
《悬崖之上》把地点设置在哈尔滨,从地缘性来看属于时间和地点的双重交汇。
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背景,深化了电影的时代感;而高潮事件聚焦于哈尔滨,一方面加速了情节生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更赋予了原有城市更多的戏剧张力。
哈尔滨虽地属中国,就文化共通性来看则融合了中国、俄罗斯、伪满洲国和日本四国的样态。弥漫于城市的始终是偏西方样态的公共设施和消费场域。
远东样式的精致书店、西洋气息的浓郁咖啡馆以及布满好莱坞电影的电影院,展现了西方文明之于这座城市的主导性。
从精神层面来说,哈尔滨这座城市和俄罗斯的远东气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这也为主人公跳脱东方思维审查、最终完成使命,提供了地域上的信念支撑。
此时苏俄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共和国,信念上的共通也于人物身上得到显现,包括主角们的俄罗斯留学背景以及对于城市本身的适应度。
甚至于中央大街乞讨的孩子,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感知,都决定了其信念、文化以及精神状态的不自觉靠拢。
此外,气候的共通主要体现在电影中银幕下雪的符号的运用。此意象在原有的城市现代性之外,更在地缘意义深化了人物信仰的凝聚力。
可见,周乙的成功于偶然背后藏着必然,必然则是电影符号学的延伸以及意向作用下,所形成的内外表达同一化的必然结果。
符号学的双重意义
雪的概念不仅之于地缘层面,就影像层面来说更见其独特性。
当然我们或许会听过漫天大雪想到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但是在《悬崖之上》中,雪的概念则进一步形象化,于电影的血腥暴力场景形成了强烈的互文。
《悬崖之上》是一部挑战审查尺度的电影,枪毙处刑、秘密酷刑的直观展现更预示着革命所附加的暴力性和残酷性。同样在正派人物实施任务的过程中,更包含着暴力的展现,小兰以围巾让敌人窒息、张宪臣以剪刀刺破医生喉咙等场景。
可见,暴力绝非正面角色独有,而暴力更成为了人物信念的重要支撑。
正是斗争残酷性才凸显了信仰的牢不可破,而以雪来象征信仰的坚定性:一方面给给予了观众之于纯洁信仰的可感知度,一方面雪的持续效应更给了其洗刷电影暴力提供了感官上的支撑。
当然雪的大量出现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对原有类型影视的反叛。如果进行纵向的比较,我们发现,近几年的谍战影视作品是以语言来展现故事和推动人物性格。
《悬崖之上》之后,张艺谋对台词进行的大幅度的精简,身体行为推动着剧情进展,心理活动的大范围铺展,更提升了电影的紧张质感,如何让内心戏变得更为具体且让人信服,布景的深度填充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单元。
雪的意象和哈尔滨城市精神和整个北国风光形成了画面上的动态和谐。这增添了观众在电影中的浸入感,而雪也跳出了原有的符号意义的范围,上升为与观众共通的精神层面的感官愉悦。
除了雪这样一个特殊符号之外,动作戏的加持也显得十分必要,而音响和画面所带来的震撼视听感受,也让《悬崖之上》的动作显得真实可感。
包括开头部分张译和沙溢的枪战对决以及秦海璐、于和伟的汽车碰撞。宽银幕所带来的冲击感便显得十分强烈。而朱亚文的巷战段落在丰富的视听感染下,多了些许悲壮感。
张力的展现意味着表达的充分,是《悬崖之上》对于极致视听的追求,以及观众情感感知负责的体现。
类型的再进化
除了文化学和符号学的意义之外,《悬崖之上》在某种层面上达成了类型片的创新。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谍战片的概念提升之外,至于类型本身来看,《悬崖之上》更是一次拓展。
就故事模型来说,《悬崖之上》根植于通俗文学和样板戏电影,甚至可以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进行现代电影的类型对照,包括主旋律英雄和帝国主义的对抗构建起了二者故事框架的根基。
在现代工业体制下,《悬崖之上》算是做到了对过往的超越和再进化。
在理念传导上,《悬崖之上》进一步强调了人物的传奇性和特殊性,信念和最恶劣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巧妙地关联。而信念和生死之间的亲密距离感,增添了观众对于角色的同情心。
此外,人物的复杂性赋予了故事的摇摆动力,在正邪难辨的扑朔迷局之下,观众的智商和专注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而如此强烈的浸入感得益于张艺谋的影像功底。
一喜一悲皆被观众尽收眼底,人物内心戏借助表情可被更多观众所共情。
而文学性之于电影的充分应用,更证明了张艺谋之于电影和文学二者间关联的大师级理解。
当然文学性更让电影改变了套路的方向,在我们以为张译作为第一主角把信念贯穿到底之时,角色信念的传承和转移更赋予了电影艺术性和反类型性的动力,也让其跳出了一般通俗类型的表达模式,上升为一件完成度极高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