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是尝试让题材与国际口味交合的西方电影。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是成功的，它在奥斯卡夺得多项大奖，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之作。
其实，我们研究为什么西方观众钟情这部电影，就能发现“溥仪”这元素其实并非重点，真正的重点其实是“末代皇帝”。因此电影的视角、只在于塑造西方想象中的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他可以是溥仪，也可以是随便任何人。
假如不算君主立宪那些虚君，封建制在今天已变成世界文化遗产，而西方人就会缅怀这些老古董。各国皇室、王室被推翻后的下场，一直是西方上流社会的话题甜点，毕竟不少上流社会人物，多少有昔日皇家血统流传。
以电影拍摄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而言，就刚新鲜出炉了不少“末代皇帝”。
包括在1979年被推翻的美国亲密战友伊朗沙皇巴列维、1974年被推翻的美国亲密战友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1973年被推翻的美国亲密战友阿富汗国王萨哈尔等。他们都是西方社交场合熟悉的人物，退位后究竟是继续挥霍，还是落难潦倒，昔日的朋友如何看待他们，他们未来又有没有重新坐上龙椅的可能，这些都能勾起大众好奇。末代皇帝，自然也属于同类。
但博仪毕竟多了一个卖点：真正的落难潦倒。原来，只要在被推翻时保住性命，一般西方熟悉的贵族多少都能成功外逃、保持门面风光，例如好些印度土邦公主，退位以后比从前更活跃于社交舞会，很懂得利用旧日的身份寻找新资源。
因此，寻找“真正”潦倒的末代皇帝，而又没有被实时处死的，其实并不容易。溥仪却是其中之一，因此这个题材对西方人来说正好对胃口。
表面上，溥仪的一生合乎所有对传奇人物的需求，包括三上三落，和各国强权都有联系，又一度成为罪犯、一切财产被充公，属典型的悲剧结局。但《末代皇帝》电影班子认为上述故事不够“悲壮”，为了进一步加强悲剧效果，认为必须对溥仪的一生进行再加工。
于是，贝托鲁奇强调他有所作为、充满男子气概，从而衬托出他最终被改造的痛苦，认定他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并非三国蜀汉后主刘禅那样度过余生。
此外，电影又把他诸如学习外语、对科技好奇等现代性无限放大，让他不像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人，以免当代观众不能代入。其实这正是西方电影惯常的艺术加工，好似欲盖弥彰地介绍他已是现代文明领袖。
与此同时，的传统形象，自然是电影的重要卖点。因此电影必须通过封建和今日的对照，加强沧海桑田的感慨。溥仪又被相中当作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所以他身旁必须有古董和书画，还需要在老年时对小孩赠送传统玩意，比如皇家蟋蟀。
可惜，溥仪偏偏不是那样的人。根据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和近年几乎他身边所有人都有出版的回忆录，溥仪虽然年少时有心回天，但一生都无力杀贼。他从小缺乏自信，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应有的皇帝气概。这部分源自他的先天性格，以及被过度照顾的皇家生活：
溥仪的成长期虽然处于民国时代，清朝已被推翻，但根据袁世凯彼时签订的逊清保护协议，紫禁城还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私产。他的密室皇帝生活，除了无权无势，单就生活作息而言，其实和前任真正的皇帝没有两样。相关的心理刻画，在电影里就显得比较缺乏了。
不过此时我们倒是能看出为何西方观众钟情《末代皇帝》。毕竟从口味到艺术加工，皆为关键因素。
终溥仪一生，无论当皇帝也好、当公民也好，哪怕一度被宣传为“史上最幸福的末代皇帝”，刻意拿他与南唐李后主、明代崇祯皇帝等相提并论，他的身份认同，都不能完全与王朝画上等号。
他的真正忠诚所在，似乎并不在泱泱华夏，自然也没有当叛徒的资格。他的效忠对象只是“满洲列祖列宗”，基于这样的信念、这样的忠诚，他才要不断恢复满国，才认为他建立的“满洲国”哪怕是傀儡国家，也算是对满人同胞和祖宗的交代。
当溥仪的亲弟弟溥杰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嵯峨浩，他敏感得几乎要断绝兄弟关系，可见他对满人血统有相当的坚持。对满族有如此强的信念，自然不是完全出自个人主见，只因他从小到大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被遗老遗少包围，也难有别的信念。
其实，电影拿捏不精准的根本，还不是形象问题，而是溥仪的身份问题《末代皇帝》对满洲民族主义完全不提，西方观众难以了解溥仪真正的郁闷泉源，也难以深入了解满汉之辨。
尽管本片请了包括溥杰在内的溥仪家族成员担任顾问，但他们为了避讳等原因，也不会对溥仪的真正忠诚所在这类问题进行披露。说到底，溥仪对“满洲国”倒是比较“爱国”的，对汉民族则不像有什么感情，他会因为慈禧太后的东陵被盗、老佛爷曝尸棺外而嚎啕大哭，却没有在在位时对人民的苦难动什么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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